书店老板姓罗,六十几岁,戴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。他看我翻那本册子,只说了一句:“这本不卖。”
我没问原因。
册子一共 184 页,纸是七十年代的胶版纸,发黄,边角脆。里面不是印刷的,是手抄和剪贴混在一起。目录页列了 12 类,编号从 A 到 L,其中 C 类整页被撕掉了,剩下参差的纸边。罗先生说,这本是他父亲 1987 年从油麻地一个旧书摊上带回来的,中间丢过一次,又找回来,所以缺页。
我把 C 类缺的那部分,记在了本子上。
三个版本
回到家我开始做对照。手上其实有三个东西:罗先生那本手抄册子、一份 2003 年在深水埗地摊买的油印本,以及我自己从 2019 年开始陆续整理的一份电子文档,编号我随手写成「新版」。三个版本放在一起,问题就出来了。
页码对不上。
手抄本的 L 类在第 171 页起,油印本却在第 143 页,中间差了 28 页。我一开始以为是装订错误,后来逐条比对,发现油印本把 L 类整块往前挪了,理由是“便于查阅”。这个理由写在油印本的序言里,序言署名“编者”,没有具体人名,只有日期:2003 年 4 月 11 日。
然后是我那份电子文档。2019 年我开始录入时,用的是油印本的顺序,没有回到手抄本。这意味着我这份“新版”,继承了一个我根本没验证过的改动。第 143 页那个位置,我标了三次“待核”,一次都没核。
这是第一个意外的收获。你以为是新的东西,往往是旧的错。
第二个收获来自罗先生。第三天我再去,他把册子摊在柜台上,指给我看 A 类第 7 页旁边的铅笔字:「癸卯年三月,黄伯修校」。黄伯修这个名字,在后来几个版本里从没出现过。我查了两天,只在一份 1978 年的油麻地街坊名录里找到「黄伯修,文员,住上海街 314 号」。没有更多。
一个校订者的名字,就这样掉在版本之间。
怎么整理
我最后定了一个笨办法:以手抄本为底本,逐页拍照,页码照原样保留,缺页的 C 类留白,不补。油印本的改动单独列一张对照表,标出每一处挪动的位置和油印本自己给的理由。电子文档重录一遍,全部对齐 184 页的原序。整个过程花了两周零三天,录了 11,400 多个字,撕掉重来两次。
慢,但是对得上。
期间有人问我,这种东西为什么还要整理。我没有很好的回答。只能说,当一个东西被抄了四遍、改了三次、缺了一类,还能有人记得它第 7 页旁边写过什么名字,这件事本身有点意思。至于它叫什么名字——香港新版彩库宝典,或者别的——我其实不太在意。名字是后来贴上去的。
纸是原的。字是人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