收录与整理 / 编号 HK-2026-09

香港新版彩库宝典

上个月在筲箕湾一间二楼旧书店,翻出一本封面掉了的册子,扉页用钢笔写着「HK-2026-09」。我蹲在那儿看了四十分钟。

文章 · 2026-09-17 · 陈默

书店老板姓罗,六十几岁,戴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。他看我翻那本册子,只说了一句:“这本不卖。”

我没问原因。

册子一共 184 页,纸是七十年代的胶版纸,发黄,边角脆。里面不是印刷的,是手抄和剪贴混在一起。目录页列了 12 类,编号从 A 到 L,其中 C 类整页被撕掉了,剩下参差的纸边。罗先生说,这本是他父亲 1987 年从油麻地一个旧书摊上带回来的,中间丢过一次,又找回来,所以缺页。

我把 C 类缺的那部分,记在了本子上。

三个版本

回到家我开始做对照。手上其实有三个东西:罗先生那本手抄册子、一份 2003 年在深水埗地摊买的油印本,以及我自己从 2019 年开始陆续整理的一份电子文档,编号我随手写成「新版」。三个版本放在一起,问题就出来了。

页码对不上。

手抄本的 L 类在第 171 页起,油印本却在第 143 页,中间差了 28 页。我一开始以为是装订错误,后来逐条比对,发现油印本把 L 类整块往前挪了,理由是“便于查阅”。这个理由写在油印本的序言里,序言署名“编者”,没有具体人名,只有日期:2003 年 4 月 11 日。

旧书店书架上的册子与手写标签
筲箕湾那间书店的第三排书架。册子原来夹在两本旧年鉴中间。

然后是我那份电子文档。2019 年我开始录入时,用的是油印本的顺序,没有回到手抄本。这意味着我这份“新版”,继承了一个我根本没验证过的改动。第 143 页那个位置,我标了三次“待核”,一次都没核。

这是第一个意外的收获。你以为是新的东西,往往是旧的错。

第二个收获来自罗先生。第三天我再去,他把册子摊在柜台上,指给我看 A 类第 7 页旁边的铅笔字:「癸卯年三月,黄伯修校」。黄伯修这个名字,在后来几个版本里从没出现过。我查了两天,只在一份 1978 年的油麻地街坊名录里找到「黄伯修,文员,住上海街 314 号」。没有更多。

一个校订者的名字,就这样掉在版本之间。

我的看法:“新版”这两个字,在大多数整理工作里是负担,不是荣誉。每出一个新版,就有一次不做说明的挪动,而挪动的人往往不署名。我现在更愿意叫它“第四次校”,不叫新版。

怎么整理

我最后定了一个笨办法:以手抄本为底本,逐页拍照,页码照原样保留,缺页的 C 类留白,不补。油印本的改动单独列一张对照表,标出每一处挪动的位置和油印本自己给的理由。电子文档重录一遍,全部对齐 184 页的原序。整个过程花了两周零三天,录了 11,400 多个字,撕掉重来两次。

慢,但是对得上。

期间有人问我,这种东西为什么还要整理。我没有很好的回答。只能说,当一个东西被抄了四遍、改了三次、缺了一类,还能有人记得它第 7 页旁边写过什么名字,这件事本身有点意思。至于它叫什么名字——香港新版彩库宝典,或者别的——我其实不太在意。名字是后来贴上去的。

纸是原的。字是人的。

本次收录的 10 条

2026 年 9 月
  1. 罗先生与那本不卖的册子筲箕湾二楼旧书店 · 184 页 · 缺 C 类
  2. 黄伯修,上海街 314 号1978 年街坊名录里唯一的一行
  3. 油印本序言的 2003 年 4 月 11 日署名“编者”,无姓名
  4. L 类被提前的 28 页理由:便于查阅
  5. 癸卯年三月的铅笔字A 类第 7 页旁 · 字迹偏瘦
  6. 深水埗地摊的那份油印本2003 年购入 · 封面已失
  7. 我 2019 年的电子文档与三次“待核”核对次数:零
  8. 撕页留下的参差纸边C 类整页缺失 · 未补
  9. 胶版纸的年份七十年代 · 边角已脆
  10. 两周零三天,11,400 字撕掉重来两次

关于我

我叫陈默。做整理,不做推荐。

这个站是我一个人维护的,没有团队,也没有编辑流程。每一份记录我都自己看过、抄过、对过,对不上的地方就写“对不上”,不编。

我开始做这个站,是因为 2019 年那次录入,我发现自己把一个没验证过的改动当成了新的东西。

那之后我想,起码得有一个地方,把改动的位置和理由写清楚。

今天看到的一句话
“校对是唯一一种以发现错误为成功的工作。”
—— 罗先生,2026 年 9 月 3 日,筲箕湾书店柜台前